中西文明异同 ——浅析兼论未来教育之方向
熊春锦
(在湖北省图书馆讲学录音文字修订稿)
2007-12-8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前辈、大家好！
首先请接受来自异国它乡的一个海外游子的问候，我这次回国内，是因为应邀在香港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然后顺道转向国内，并且完成一下甘肃、青海和浙江几个大学里面多次的邀请去讲学，所以顺道回到了故乡。
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作一次汇报，因为我们国家的国学文化，是以最近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主席所强调的——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会议报告当中，指明了道德文化复兴的总趋势，提出了重新构建正确的社会主义道德文化价值体系。他说：“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那么，这个文化既然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那说明我们在文化上面曾经出现过，在前期、在这以前出现过一个空档，或者说是一个丢失迷散的时期，现在是需要把这个凝聚力重新强化起来，使这个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拯救这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我觉得就有必要对中西文化进行一个比较和分析。
一、中西方文明文化基因之比较
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分析，是一个大系统，要谈的内容很多，我们要想在短短的一两个小时之内将它解释清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在这里只是借这一点时间将我个人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些心得向大家作一个简要的汇报。
首先，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就必须要有一个基因方面的比较——文化基因的比较。我们东方文化的基因和西方文化的基因，差别在哪里？几千年以来，这个文化发展的脉络是一个怎么样的趋势，我们首先需要作一个简要的了解，这就像基因治疗疾病一样，要分析到细胞的基因里边去，才能从根本上轻松地校对基因，解决文化的误差。特别是近百年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的文化基本上完全取代了我们东方的文化，我们东方的文化以及教育当中完全在延用着西方文化的模式以及教育模式。那么这些西方教育模式，对我们东方人的适用度，它是否能够发挥和产生最大凝聚力和创造力呢？这样的教育模式对我们是否真的是完全最科学的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文化基因中进行分析。
从文化基因上进行分析而言，也就是说分析到文化细胞的DNA之内，我们文化当中的DNA它主要承载着三大任务，这就是转录、就是把最先进的、最优秀的、最根本的一些基因进行转录到现代社会当中来。第二个是具有翻译的功能，全息性地翻译最原始的、最古朴的、最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文化，将它完整地翻译过来。而且文化基因对我们文化正确的发展，对教育的正确的展扩，它具有良好的调节控制作用，这是第三项功能。所以对于这个文化基因，我们的认识有必要作一个分析，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的相同和相异，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鉴别。
中国的文化史是具有五千年到八千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记录了，在西方却仅存在2500年到三千年这个期间的文化记录史，因为西方文化它的记录，在三千年前，腓基尼那个时候转而采用了拼音文字以后，将整个西方的象形文字给丢失了。它的文化成形，上溯只能到三千年。而我们中国的文化，由于象形文字的保留，没有过早地采用拼音文字，所以使中国的文化可以上朔到八千年以前，直接追寻到文化细胞的基因里面去，也就是查到根上面去。
这里面，在历史的记录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中，基本有三个代表人物，那就是：创造易道文化的伏羲；创造了法道文化的黄帝；以及撰写了五千言而创造了德道文化的老子。这是以两千年五百年来划了一个界，二千五百前，是伏羲文化到黄帝文化、到老子文化。而在西方那就是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大家都熟知的比较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这个2500年以前，基本上就形成了一个分水岭，到了2500年的时候，中国进入了战国春秋时代，西方也进入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时期，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根文化的基因丢失和变异。
像西方，在古希腊的时候，柏拉图的弟子亚里斯多德出现以后，就出现了一个基因的转化。因为在2500年以前，中国的根文化比较完整地保留在伏羲黄帝老子的学说当中，这个学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修身，修之身其德乃真。就是说，首先对自己的精气神，对自己的性命按照道德自然的规律进行内部的求证，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来了解天地的客观规律指导自己的言行和行为，提高自己的内在精气神的凝聚力，提升自己的创造力。这可以说是根文化在2500年前形成的一个根文化的关键点，修之身，而且是以德修身，这就是根文化基因承传的灵魂。而在2500年以后由于真正的进行修之身，其德乃真，这样一个方法的丢失，那么就逐步出现了断代，承传基因的方法丢失了，就产生了基因本因的变异。整个东方文化也好，西方文化也好，逐步地将内求法——在自己性命的内环境当中求证自然规律，认识自然客观规律这样一种方式，逐步地转变成了外求法。
大家研究历史可以看到，这个特点在中国的汉代，就表现得特别突出。从孔子开始，可以说就表现了这种内求法文化基因的消失。据历史记载，孔子曾经先后五次问道于老子，但是都没有完整地获得“修之身，其德乃真”的方法，可以说孔子在他一生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全过程当中，都是基本上是依照了这个外求法的模式，用后天的智识进行研究和论证，没有达到伏羲、黄帝以及老子那种天人合一状态进行论证的水平。但是孔子和孟子他们也承传了先期的伏羲黄帝和老子学说思想的精华，并没有离开这个德、离开这个道来研究学问。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宰相田玢和汉武帝反对黄老学说，不愿意受黄老学说的制约，在董仲舒的迎合之下，推出了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性的政策方针，并且一改黄老思想治世期的百家争鸣机制，全面独霸国家教育领域。这样就使根文化，使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那一部份就完全出现了断代。包括在国家教育和国家文库里面对《黄帝四经》就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对老子的五千言也做了大量的编修、修改。可以说后人读老子，读不懂方法了，只剩下理论。修身方法的抛弃和篡改，这样更有利于维护儒学独尊的局面，这样就使根文化这个文化基因的承传和基因本身发生了一些扭曲和变异。
同样西方也是类似的转化过程，亚里斯多德时代，他师从于柏拉图，他曾经有一句名言：“我爱老师，但更爱真理”。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嘲解，为什么说是嘲解？亚里斯多德已经不能够通过内求法来达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水平，他不能够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那种静和定的状态，不能用心灵去感格自然的客观规律。所以他就转而用双眼，用自己的四肢和后天智识，通过外部的调查研究，反复实验证伪、逻辑推理来认知事物的规律性，全面放弃内求法，改而创造出单一模式的外求法。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整个世界认识事物的主流方法。
所以说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基本都是在一个相同的时期出现了文化基因DNA的这个转录、翻译、调控三大功能的逐步消失。当然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在周秦诸子，赵宋诸儒这些相应的时期，人们丢失了通过修身来承传文化基因的方法，离道失德日渐加剧，这一些情况，对这个基因文化本身，对中国的基因文化的变异和扭曲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力，并且发生了分解离散现象，产生了多种失去根文化本来面貌的分支。
我们中国古代的基因文化，这个基因，它的原生态，我们现代人都讲究“原生态”，那么中国文化基因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原生态都包含在易经当中，那就是伏羲老祖创造的，他在天人合一状态下所创造出、诞生出来的易道文化，这个易道文化就是遵循了一元四素的方法论，通过修之身而内证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从而观察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规律。这种内求法就有四项原则，观察事物都有四项原则，因为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身心当中，除了后天所必须要掌握的智识，大脑皮层储存的这个智识以外，实际上在我们的心灵当中，还存在着慧识。这个慧识在大脑的工作间，又在大脑的质层和核心层。我们祖先们认识事物，不论是易道文化还法道文化，还是老子的五千言当中阐述、揭示的德道文化，都是提倡象、数、理、气一定要整体把握来认识事物。
这四素，一元四素，一元是什么？这个一，这实际上是德，德一，这个德一就是能量，五千言当中，第二章中就讲到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这个元，就是道，就是○，再加上象、数、理、气这么六个方面，如果说真正能够完整的将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心身，都运用一元四素中的这个德、道、象、数、理、气，来再造和培养我们的智识、培养我们的慧识，那么，我们就能够正确地去认识阴阳，认识这个德一，认识这个道○。
但是当“修之身，其德乃真”被遗弃，文化基因被扭曲、丢失、变异以后，我们东方的研究方法并不象西方那样，只出现一个典型的亚力斯多德的“外求法”系统，成为西方的主流方法。在中国的历史中，祖先文化基因的承传，内求法的继承，并未类似于西方的全盘推翻方式。相反，在中国是对内求法的系统性，进行了全面的肢解和割裂。从而产生出兼顾根文化某些基因片段的很多的分支学说，例如专门研究“象”的成为一个学派；而研究“数”的也成为一个学派；研究“理”论方面的也能够同时成为一个学派；研究“气”的也能够成为学派。实际上这样就把文化基因进行了肢解和分割，每一个学派之中都难以见到根文化基因的全貌，而且每一个学派都难以真正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学派以承传根文化基因中的理论支系统著称，独领风骚数千年，但是却由于不能全面继承文化基因，最终沦为专制独裁皇权的忠实奴仆，特别是宋明理学派形成以后，给整个中国历史带来的更是弊多利少。
根文化基因的丢失和变异，使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创造力，都进入了漫长的迭荡起伏时期，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根文化基因的追本溯源和恢复，说到底应当是道德根文化的全面复兴，文化基因的完整修复和继承。这里面就应当有一个文化基因和各种学说门类整合的过程，所以认识我们中华的根文化，优秀文化，应该利用这样一个旋极图。体现出老子的三生万物，中气以为和。用旋极图中央的，运用这个德来主宰我们的后天智识和先天的慧识，全面、整体、系统性地去认识这个德、道、象、数、理、气六大系统，完整地把握住这六大系统就是整个的道德根文化基因，每一个基因片段都不能缺少或者异变，那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DNA系统。中国的道德根文化要想复兴，要想发挥巨大的作用，避免片面性，而掌握系统性，提高它的凝聚力，真正使它具有创造力，就应该认识文化基因的系统论，这个文化基因的系统论实际上早就已经包含在易经之中。
那么西方，他们研究问题，研究学问，他们的教育和科学发展的基石，基本上是建立在外求法的两大法宝之上。他们是完全抛弃了内求法，独辟蹊径而自成外求法的系统，这一点跟我们东方是不同的，两大法宝一是以欧几米德几何学为代表的形式逻辑思维方法；另一个是以培根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实验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归结起来就称之为在直感、灵感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
这两种在直觉灵感基础上的外求方法在近两个世纪以来，可以说驰骋于世界，毫无阻挡；他们所主攻的方向是拼命地提高智识，后天的智识；以提高后天智识为主导而以灵感作为基础的一种教育方法。但是可惜，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解放以后，由于片面地认识人体的生命，对于这个灵感和直觉采取了否定其客观存在的错误方法，甚至在教科书当中都将灵感加以删除了。实际上这一删除就出现了我们整个社会教育工作者不重视灵感与直觉的培养。
我在国外和东南亚也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东方人学习西方的文化和一些科学知识，却仍然难以赶超他们的原因，这里边就是含有教育系统工程上的一个重大的丢失，没有认识西方教育文化的土壤，西方的从小孩子到成人，都高度地重视直觉与灵感的培养，而我们恰恰是又把这一点丢了，所以学习西方文化就觉得有点四不象。只是片面地学习他们如何开发后天的智慧，只是片面地应用了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等于是在别人发明创造的基础之上抄袭而应用。所以，我们的教育由于缺乏对直觉和灵感的培养和爱护，否认并且予以摧残。这样一来，灵感，这个产生科学创造力的灵魂丢失了，所以，近几百年以来，东方基本上就是一直跟在西方文化的后边蹒跚而行。
实际上将整个教育领域和文化现状进行分析，就可以看到，整个西方教育，从小到大有一个精神营养的文化教育基础，那也就是诵读《圣经》——这是他们从小孩子到大人必读的一本书。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一本每个人从小到大必读的经典，特别是对小孩的教育，他们有个《古兰经》。像最著名的世界上科学家人口比例率最高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最多的、占比例很高的以色列犹太人民族，他们的教育当中也有他们本民族的古经，这个本民族的古经，实际上是相当的重要，经书中就承载着民族根文化的基因和精神营养，抓住了经典的诵读，就成了他们精神教育方面获得直觉、灵感，精神营养的一个要素。在重视这个精神营养、营养要素、能量要素的前提之下，使他们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能够良好的得到发挥。
我曾经作了一些统计，在世界各国当中，具有信仰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这些科学家，高达百分之七十，他们都有自己的信仰，他们都有自己精神营养的来源和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和营养来源是什么？那就是他们本民族的经典。我们撇开宗教不谈，只从这个精神营养上面去研究它，都能够找到这其中激活灵感和直觉的这个来源。所以，整个西方之所以在科学领域，在近两个世纪，能够把东方甩在他们身后，这个在注重灵感、直觉培养的前提下，运用逻辑推理和实验证伪，飞速地提升后天的智识可以说成了他们关键的法宝。
然而我们中国，我们东方，却走了一个不该发展的错误方向。那就是在明代出现的宋明理学时期，这个理学出现以后，就完全把我们古人所必须诵读的这个《易经》也从读书人的书斋里面清理出去了。只读四书，明朝出现的一个“大全出而经说亡，八股行而古学弃”，这个全面推行理学的实际情况大家都知道。儒学在我们2500年的历史上，从汉朝开始就占了统治地位，在教育里面占了统治地位。孩子们没有真正的根文化的经典进行诵读，而全部诵读的是典和书，所以他们精神营养来源就进入了一个匮乏期，进入了低潮期。东方的文化，在精神营养上出现了一个贫乏状态，而且又没有及时地诞生出我们东方本身应当产生的，类似于逻辑推理、实验证伪这方面的外求法的方法系统。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理学，读书做官成皇仆，成了安身立命的唯一选择，死读书，读死书，缺乏精神营养和灵感直觉的培养。这样一来，实际上从明代以后，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民族的凝聚力也好，民族的创造力也好，由于教育的失落，传统根文化教育的失落，也就出现了一个低潮期。
实际上东方和西方这种文化的对比，我们东方对于那种天人合一的文化状态，以及用先天指导后天，用无为指导有为的实践方法论，内求法系统都是保存得比较好的，而西方实际上自从亚里斯多德以后实际上就全面丢失了，他们就彻底地转向了外求法。外求法虽然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瓶颈区，在上个世纪末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曾经在巴黎发表宣言：要回到2500年前从东方文化当中再次吸取营养，整个世界才能够进步。
那么，我们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的文化，圣经故事里边，有一个故事就是伊佃园的故事，就讲述了人类是如何逐步地退化的，西方的解释是藏在故事之中，这个有点像庄子的著作一样，有很多人不知道《庄子》里面是借故事和寓言隐蔽地阐述修之身的内求法，实际上《圣经》里面这个故事也同样是整个故事里面都是比喻体内的。也同样是表明的体内，由于丢失了精气神的凝聚，由于对自己性命认识的分离，开始转向了外求。
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始终还保留着这种内求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内景图里，在东方却保留着上善治水，上善治疗自己的肾水。使自己的先天肾水具备较高的德的能量，通过入静乘水静而治，并使其升华逆运进入大脑，提升自己的慧性，慧识，慧心，从而开发自己的大智慧。我们东方所保存的内景图里面，下面是水，通过黄河漕溪逆运来营养自己的大脑。这就是上善治水的一个关键。但是恰恰是在汉代他们将老子五千言中这一句话就改成了“上善若水”，这一改就纯粹成了一个伦理性的说教而已。从而切断了对自己修之身的指导如何去运用。帛书中就保留着方法论的指导，而且对治水的火候时机把握以及先决条件都介绍的系统而且全面。例如：“居善地，心善潚。予善信，正善治，事善能，蹱善時。”从普通生理学而言，我们每个人体内百分之七十都是水，如果让她获得了高能量的营养，使她能够营养我们的大脑，那么我们的智慧肯定要超越普通人。
所以在这些文化的差异上，我们要同时重新收拾整理这些认知，认识祖先们的这些精华，包括这张图也是记载着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描述的蛇，在外面而不是在身体之上或者之中。实际上就把人导向了外求法而背离了真实的内求法——在自己体内找原因。而中国在新疆出土的这一幅女娲和伏羲图，是非常典型的用蛇身，用蛇来描述人体的下半身，这样一幅图来记载，来告诫，来给后人传递信息，就是不要忘记修之身，其德乃真。但是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的学者却不能正确地解析。
实际上要说，我们住在武汉的人是很容易认识这个的，因为我们一条长江横跨在武汉三镇中间，龟蛇相望。实际上这个蛇和龟，在古代的象喻之中，就是指的我们体内的蛇和龟，比喻的是元精中火和水的全息图像。而且湖北省还有一个武当山，那个山也描述的是龟和蛇，那么龟和蛇实际上在古人的慧观下，内观当中，自己观自已体内的时候，他所发现的并不是外部的蛇，而是指自己两个肾脏的能量肾水。你把你先天的肾里面的肾水、肾火，这一对阴阳弄平衡了，就很容易使你认识自然，学习知识能够出现一个天人合一的接收状态。而并不是说伏羲和夏娃那个时期就是人首蛇身，而是为了更准确地，指明要在体内来认识到自己的先天肾水以及水中的火和水，你才能够实现天人合一。道德根文化中修身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天人合一，全面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
像这个图画：女娲手里拿的是一个圆规，而伏羲呢手里拿的是一个画四方形的一个矩。是“不依规矩难成方圆”之意，头上是太阳，下面是月亮，四周围是星斗。实际上这个图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后人应当注意修之身，并且要依照规矩，法于地，法于天，依于星辰的运行规律，才能达到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描述特点，也是区别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内求法和外求法的一个关键性差异。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简要地讲一讲。方便我们从大系统方面掌握好这么一个框架。
